這是一篇小說，改寫於2003年間，
「遇見花岡一郎」/原先是報導文學版寫於1999
後來改寫成小說版，2004獲台灣文學獎小說獎。
作者將本篇與其他霧社事件文章，收錄於
「跟著風往前走」
該書獲得國家藝術基金會創作補助。
遇見如果是想像，
透過想像進入歷史破碎的片段中，
虛幻與真實可能在某個時間點擦身而過。
遇見如果是啟蒙，也是詮釋，或虛構，
也可能是傳說，或只是一個小說故事。
「遇見」可能是「假如不是真的」，
卻又意味著「假如那是真的」的存在。
遇見花岡一郎
我是誰？
這是一場夢，記不清楚，也無從想起，是我夢見花岡一郎，還是花岡一郎夢見我。
從一九九０在書本上認識他開始，十幾年時間過去了，夢中黑暗深處依舊沈睡著我
，還是花岡一郎。他的名字彷彿是招魂咒語，向歷史、向未來呼喚，向我、
向他召喚，開啟一連串無休止的追問。「花岡一郎」是日文謎語，
烙印在一個泰雅族人的靈魂，也印刻他逝世六十年後一個漢人的心靈。
從我遇見花剛一郎那天開始，那是失落的終點，也是追尋的起點，
我是誰？我的名字？我的族群？我自己？花岡一郎自己？他的名字！
他叫達基斯‧諾賓，出生在一九一０年代前後，日本人給他新的名字「花岡一郎」。
他死於一九三０年冬天，我在一九九０年閱讀霧社事件書籍中，認識他的名字，
在花岡一郎死後六十年後認識他，與他開始對話。他會引起我的注意，是我的外祖父
有過日本名字，當過日本兵穿日本軍服，二次大戰結束後，改穿中國軍服，
最後消失在中國戰場。我的母親在台灣出生，也有三個名字，一個日文一個台語一個漢文，
我的父親根據中國習慣，給我取名「中華」，字「台生」，童年的朋友給我綽號「滷蛋」，
長大後自己取一個英文名字Norman。從小我對人的名字特別敏感，如果仔細思索名字的意義，
人跟名字之間存在一種荒謬的關係。
剛開始，我不喜歡人家叫我「滷蛋」，或「魯蛋」。隨著年紀漸漸成長，慢慢發覺
當滷蛋比當蛋要好一些，因為蛋殼很薄很脆很容易破，滷蛋越滷越堅韌抗壓抗摔性強，
唯一缺點是滷蛋越魯越黑。長大後，社會工作經歷久了，發覺周遭世界根本是個醬缸，
如何當好一個滷蛋必須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滷得暗黑的蛋白下，如何保有紅鴨蛋那樣紅卵，
保有自己鮮明的思想意識。拍紀錄片尋找事件的意義，是在商業電影工作環境中，
維繫內心世界那份純真的想法，這是我從名字獲得啟示的滷蛋哲學，也是我唯一跟理想主義的關連。
朋友捲毛說：「你是個逃避的人！」，正如他常批評我，一個很糟糕沒有行動能力的理想主義者。
我想逃離台北，我卻必須在哪裡工作求生，我痛恨台北卻必須住在台北工作。
這種矛盾讓我覺得這個城市讓我覺得空虛，再不逃離我會覺得被淘空，這是我逃避台北的理由。
逃往霧社拍紀錄片，拍一個被遺忘的故事，也許逃避是讓我擺脫苦悶，讓我活下去的動機和意義。
一九九０年代，剛剛開始有人在討論霧社事件，討論英雄人物莫那魯道，連原住民運動者
都在街頭搭布條吶喊「莫那魯道精神不死」。尋找一個英雄的最後死亡故事，
讓自己有一些追尋的目標，是我認為讓生活免於空虛與寂寞的過程。事隔多年，
發現選擇霧社事件只是一種偶然。
一九九一年秋末冬初黃昏，天邊掛著豔麗的彩霞，遠方森林傳來寒澀的氣息，
凍結在墨綠的山林上。我站在馬赫坡對面山谷的霧社山丘上，凝視被遺忘的歷史浮雲，
冷冷清清飄著，我的思緒沈默停滯在 三千公尺 的山巒上。當我的思想跨越山脈的白色雲霧間，
探訪霧社事件最後決戰的山谷，那幾天裡，找了一位熟悉傳說的老人，還有一位
走了三天，尋找莫那魯道最後自殺的斷崖，他家族集體自殺的工寮，族人殉難的山谷。
那年冬天十二月中旬，我從霧社回到台北，帶回一個腦袋滿滿的戰爭記憶。
探訪霧社事件過程，輾轉看到朋友收藏的霧社事件記錄照片，正如黑白泛黃陳舊色澤
的戰場老照片，散發著一股難忍的劇痛和不安。每次想起照片中，那堆被獵首
睜著眼的頭顱陳列在戰勝者腳下的景象，心裡糾纏著難以忍受的劇痛和不安。
經常在深夜夢中，重複地漂泊在戰亂的腥風血雨中，無休止地走進森林深處，
靈魂痛苦地悄悄跟著風消失。
在酒吧裡，捲毛問：「拍得如何？」，那種關切聲音似乎很遙遠，彷彿喝醉時彼此喊著：
「我沒醉！我沒醉！」，顛顛倒倒地繼續趴在吧檯上要酒喝。我回答說：
「我只是到山上渡渡假，休息一下！」，我需要休息一下，只是選擇有些複雜的休息方式。
我用閱讀霧社事件，拍霧社紀錄片方式，讓自己和厭倦的城市保持一種疏離關係，
這是冷漠逃避的休息方式，讓不安的思緒找到宣洩的出口，讓荒蕪的心靈找到寄託。
為什麼這麼做，我也說不上來。
霧社事件並不是個人知識、能力與財力能夠負擔的紀錄片，什麼時候放棄拍片我也不知道，
後來去了幾次霧社，又從霧社追蹤到被日本人遷徙到清流村。訪問一些經歷過霧社事件的人，
越問越發現很多人的記憶已經模糊不清，不然就是當事人陷入哭泣中。過了二年，
最後我承認拍不下去，因為我會負擔不了那沈重的歷史記憶。最後告訴捲毛說：
「我不拍了！」，捲毛拍拍我的肩膀說：「今天晚上我請你喝酒，慶祝你不拍了！
回到我們身邊。」，隔日我和捲毛醒來時，發現躺在天母巷弄裡的垃圾堆裡，
各自抱著一個黑色垃圾袋當棉被當枕頭，直到清晨的露水凍醒我們。
他是誰
往後數年中，我的思緒經常岔進霧社戰爭的情緒中，寫文章也好拍片也罷，
彷彿是宿命地被糾纏在霧社事件裡。起先，我想拍一部霧社事件紀錄片，原以為是
一件很單純的事。探索事件過程中，發現不同族群不同立場的書寫者，彼此有
不同觀點的是非爭執，兩者存在親日與反日的衝突，也有愛國與叛國的對立，
在事件中同一族人間也有是敵是友的矛盾。這些爭執對立，讓我對人在歷史情境中的無奈，
感到猶豫不安，最後，我只好放棄拍片，放棄跟霧社有關的記憶。我必須承認，
該遺忘卻依舊無法遺忘，許多年後，我只好重新閱讀歷史資料，去面對那段被歷史的存在意義。
書籍資料記載：一九三０年 十月二十七日 ，霧社地區泰雅賽德克族在馬赫坡社
莫那魯道率領族人，利用台灣神社紀念日慶祝活動，攻擊山區日本警備分駐所和
霧社公學校運動會。當天有一百三十四個日本人被殺，消息震驚總督府，分別
從花蓮、台中、台北各地調兵近萬名圍攻霧社。 十一月二十日 ，日本政府認為
參與事件的全部戰死與自殺殆盡，判定鎮壓霧社事件結束。投降倖存婦孺壯丁
僅剩五百六十一名，反抗的馬赫坡、波亞倫：荷歌、羅多夫、斯克、塔洛灣六社
合計死亡六百四十四人。隔年 四月二十五日 ，日本警察縱容親日蕃攻擊羅夫多
收容所倖存者，二百一十六名人遭殺害，史上稱為第二次霧社事件，一百零一個人
被獵頭。劫後餘生者僅存二百九十三人，被日本軍警強迫遷往北港溪畔的川中島，
即今日的清流社區。
一次採訪途中，路經清流認識一位朋友阿堂，他是抗日族群頭目的後裔，積極協助
我的採訪工作。阿堂說：「有一段時間我們絕口不提霧社事件，尤其是遷村後有一些年輕人
被抓失蹤後，部落更恐懼害怕。」。我們一起訪談和討論著老人口述歷史，
當我凝視著阿堂敘述歷史變動，觸及個人內心深處時，他的眼神閃爍著深邃的思緒，
我也不知不覺陷入事件過程的情緒中。
採訪霧社事件如同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的深沈記憶是禁忌，將近半個世紀所有活下來的人，
都是以遺忘的方式來面對它，一般民眾以冷漠嚴峻的口氣說：「不要碰政治的事！」。
歷經浩劫餘生者輾轉從霧社遷移到川中島，日日過著恐懼的日子，尤其是冷不防地
一再抓走一些男人，部落變得非常沈默，霧社事件與有關人物的名字從言語中消失。
日本人鎮壓殘留的恐懼，一直到一九七０年代才漸漸恢復勇氣去談過去，到了
一九八０社會運動崛起，要求國民黨解除戒嚴令後，到一九九０年代才有人開始呼籲反省這段歷史。
阿堂個性灑脫，當天認識夜裡便睡他家，一起喝酒聊天，酒後談起霧社事件。
突然，他的父親在屋裡的角落唱起日本歌，阿堂臉色沈重起來說：「我不喜歡聽到父親唱日本軍歌！」，
話題突然轉到花岡一郎的事，他表示同情花岡一郎和二郎的立場和心情，他說：
「我有點同情花岡一郎的立場！」。他發覺我臉上露出凝重的氣氛，又開玩笑指著
牆壁上拼貼的相框說：「你看我的祖父站在莫那魯到旁邊，他穿著傳統衣服跟日本人作戰，
我的父親穿日本軍服唱日本歌跟中國人美國人作戰，我穿的中國軍隊衣服，
我們三代穿不同國家衣服唱不同歌謠有不同語言的名字，為不同族群作戰，有趣吧！」。
突然間，我覺得這是很嚴肅的笑話，我感覺名字和國家認同是一種極端的荒謬。
阿堂父親依舊在一旁唱日本歌，如同我採訪一些老人不自覺唱著日本軍歌，
我在想，國家認同會是徬徨，還是荒謬呢？
那時，我對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的身份和事蹟，並不熟悉，僅約略知道有二位
受日本教育改日本名字的賽德克人。在事件發生有人說他們是事件的主導者，
參與事件的反抗者卻說認為他是敵人要殺他，似乎花岡一郎二郎是事件夾縫中的人。
阿堂酒意言談中的表白：「我同情他們的立場！」，讓我對花岡一郎的身份、
出身和行事感到好奇。那天我們談到半夜，阿堂唸過台灣大學在泰雅族部落是高級知識份子，
他傾吐無奈心情之餘，竟然對花岡有如此同情的觀點，和過去我在村落採訪聽到一些
傳聞唾棄花岡一郎的語調，出現迥然不同的觀點。那夜，我們兩人酒醉朦朧中，
當我望向屋外，彷彿看見花岡一郎穿著在日本軍服神采煥發的英姿，佇立在幽暗的黑夜中，
凝視著我們的談話，這是我第一次遇見花岡一郎，在醉意朦朧的時刻。
花岡夢
十多年來，花岡一郎的事跡一直在我的腦海裡旋轉，擺脫不掉困惑的思緒，
彷彿被那鬼魂纏住揪著不放。經常，我不知是睡是醒地凝視天花板，腦海裡散發霧茫茫的滋味，
直到昏昏沈沈入睡。夢中，竭盡力氣也無法穿透歷史的迷霧，莫名的衝動渴望進入歷史深處，
感受歷史事件的震盪。我對花岡一郎充滿好奇，花岡一郎究竟在想什麼？想要告訴我們什麼？
在霧社動盪年代裡，他的抉擇和意志想要表現什麼意義呢？
坐在圖書室翻閱霧社事件史料，試圖瞭解花岡的身世和處境，片段零碎的資料中，
沒有太多檔案指出他的存在和意念，唯一留下深刻的印象，是那張切腹自殺的檔案照片，
以及照片中日文遺書的字跡。花岡一郎，當他在日本宿舍的白牆用毛筆留下的遺書字跡中，
切腹臨終前的情感和思緒凍結在那揮灑的筆墨中嗎？我在思索他臨終前的舉止，
那一剎那，他對生命悲歡苦樂會是終極的頓悟嗎？還是無奈呢？事隔六十年後的我是無法瞭解、
感受那種頓悟生命終極的沈重或輕微。彷彿陷入謎咒的夢境，我開始沈思花岡一郎與二郎
生前最後幾個小時的世界，有如小說家和編劇虛構一段故事情節，虛擬劇中人物的風格和思想。
檔案資料上顯示：花岡一郎，荷歌社人本名達基斯‧諾賓，學校成績優秀保送埔里小學就讀，
一九二五年花岡一郎考上台中師範，成為霧社地區第一個番族模範生。畢業後被任命乙種巡查，
他奉派回部落擔任駐在所的勤務工作。一九三０年調任馬赫坡駐在所，負責蕃童教育工作；
因為經常抱怨勤務差別待遇，八月被轉調波阿倫社。花岡二郎也是荷歌社人本名達奇斯‧那威，
畢業於埔里小學高等科，被任命警手回鄉服務。文獻上記載，他們二人被日本政府公開推舉，
是蕃人皇民化政策的模範人材。
根據史料推算時間，霧社事件當天，花岡一郎見事件慘烈現況，數小時後毅然
決定以切腹自殺結束生命。花岡一郎與妻兒穿著和服並排陳屍地上，根據當年現場採訪記者推測，
花岡一郎先切斷妻子與滿月兒子的動脈後，自己再切腹自殺。宿舍牆壁上，
花岡一郎以毛筆揮灑留下一封日文遺書：「花岡二人，我們非離開世上不可，
蕃人被迫勞役太多，造成如此情勢，我們為蕃人所迫，終於一籌莫展，昭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九時。」
傳聞花岡二郎在自殺前見過花岡一郎最後一面，可能在花岡一郎家族自盡後，
花岡二郎回到族人自殺的地方，選擇泰雅族人的上吊自殺方式。事件過後，
清查現場時，花岡二郎妻子花岡初子前往現場認屍時描述：「二郎家族二十一人全部穿著賽德克盛裝，
面部覆上蕃布，成列的屍首上吊懸掛在大樹上。只有二郎身穿紋付羽織和服，
這是我們結婚時的禮服，他腰配賽德克蕃刀，我想他在死亡之前，內心充滿怨恨、矛盾與遺憾。」。
花岡一郎未如花岡二郎依照泰雅族傳統習俗上吊自殺，而以日本武士道切腹自殺，
為什麼花岡一郎選擇日本人的自殺方式，他究竟是忠於日本政府，還是其他的理由呢？
對於花岡一郎的自殺方式，部落留下兩種不同的傳說，一種說是他認同日本人，
一種說是他是為族人？究竟花岡一郎是忠是奸，他選擇穿日本和服，以日本人切腹方法自殺，
引起族人與後世爭議。死亡的形式，也許是超越族群與個人的意志，花岡的自殺意志
不在乎死亡形式，而是超越形式背後的生命抉擇與思想意識。引起爭議的焦點，
在於花岡一郎的死是選擇族群認同，還是國族認同呢？他所選擇死亡歸屬，
是通往向日本人贖罪的途徑，還是有更深沈複雜的用意呢？部落中流傳另一個傳說，
花岡一郎是為了減輕日本人對反抗族人採取滅族性的懲罰，才以切腹讓日本人
瞭解日本教育是有用的，讓日本人瞭解蕃人教育還是有希望的。如果是這樣，
花岡一郎這種迂回曲折的苦心，很難讓當時的族人瞭解，即使今天也有人懷疑
他的切腹是日本人偽造的，刻意證明日本教育的成功之處。我發覺，花岡一郎的死，
是困惑人類歷史的謎題！也是讓意志與意識迷亂的課題。
當我凝視那張有點模糊斑駁的宿舍自殺照片，以及花岡二郎上吊的照片，感覺很像
電影劇照。令我不安的，是這張劇照是真實的悲劇，不是舞台上虛擬的情節，
更不是電影劇照。我開始猜測、推敲花岡一郎死前種種故事情節，他是怎麼做出這樣的決定呢？
他怎麼讓妻子同意，他怎麼選擇這樣的自殺方式，他怎麼決定這場悲劇呢？
如果，花岡一郎死前與花岡二郎見過面，他們談些什麼？對話內容的焦點在哪裡？
他們如何對話，誰先開口，說了什麼，第二個人怎麼回應，答了什麼？這些彷彿是一個謎，
讓我連續好幾天坐在圖書館內，望著窗外的樹影輕輕搖曳著，心靈深處的困惑也隨著輕輕晃動，思緒隨著風飄盪。
就紀錄片工作者對視覺圖像的敏銳力，我必須承認那二張照片充滿強烈衝突和矛盾的視覺張力。
花岡一郎二郎兩人自殺的場景，所留下的困惑，具有非常震撼性圖像
的悲劇意識。
花岡一郎選擇武士道切腹自殺，呈現日本極致文化的生命意識，讓討伐的日本軍警肅然起敬。
花岡二郎身穿紋付羽織和服，卻選擇腰配賽德克蕃刀與泰雅族上吊傳統儀式，
他為什麼沒有選擇日本配刀和切腹呢？臨終前，花岡二郎的意識和意志，很清楚表達某種抉擇與詮釋，
腰配賽德克蕃刀與身穿日本羽織和服構成強烈對比的圖像。我猜測，花岡二郎
用最後的穿著圖像透露他的遺言暗示，如果我是個編劇，該如何描述他的劇情？
如果我是小說家，該如何描寫他的心思和行為？如果是紀錄片工作者，如何重建事件現場，
如何用影像呈現他的行為舉止？這個畫面是空鏡頭？是停格？還是三百六十度的旋轉的攝影追逐呢？
比較日本切腹自殺與泰雅上吊自盡兩種形式，花岡一郎與二郎的自殺方式反映兩種文化差異，
兩人各自透過死的形式，透露隱喻也是明喻的訊息。武士刀對日本武士道是生命象徵，
賽德克蕃刀反映泰雅族的文化認同，以日本人切腹自殺和泰雅族上吊自殺構成二元對比。
受過日本文化教育，也受過部落文化洗禮，花岡二郎臨終的日本服飾和泰雅配刀，
反映兩種族群文化認同的衝突與矛盾，這是文化混雜呢？還是文化融合呢？
花岡一郎、花岡二郎的死，反映雙重文化夾縫中的抉擇情境，花岡二人用他們最後自殺的姿態，
留下許多啟示與暗示，讓後人去思索他們生命存在的意義。但是，沒有人真正聽到他最後的留言，
只有他的妻子望著他的遺體說：「想必是？怨恨！矛盾！遺憾！」
從戲劇文學意象思索，花岡二郎選擇賽德克文化的上吊習俗，對照花岡一郎
選擇日本文化的切腹傳統，花岡一郎、二郎彷彿是雙鋼琴二重奏的悲劇演員，
細膩情節鋪陳各種情感與思緒的對比。閱讀花岡一郎臨終的照片，思維花岡初子回憶二郎的語句，
在霧社事件猛烈的殺戮驚魂中，短暫幾個小時中，他們二人能夠冷靜理性地決定出戲劇性的自殺抉擇。
翻閱台灣悲劇文學資料，不曾出現如此劇力震撼的編劇與導演，然而花岡一郎、二郎
卻能夠用生命演出如此真實悲劇，凸顯賽德克文化與日本文化衝突的戲劇張力。
如果以悲劇文學史的角度，花岡二人展現台灣悲劇文學的經典，而且跨越台灣悲劇形式，
遠遠超越日本、中國、莎士比亞、希臘悲劇類型，它是台灣悲劇原型！
（未完待續）http://tw.myblog.yahoo.com/pasa9503/article?mid=5024&prev=-1&next=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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