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A廚房-創意美食渡假民宿

這是一篇小說，改寫於2003年間，
「遇見花岡一郎」/原先是報導文學版寫於1999
後來改寫成小說版，2004獲台灣文學獎小說獎。
作者將本篇與七篇其他霧社事件文章，收錄於
「跟著風往前走」（2003發表尚未出版）
該書獲得國家藝術基金會創作補助。

獨白

如果生命只剩下怨恨！矛盾！遺憾！誰能夠說什麼？當花岡二郎的妻子花岡初子站在屍體前，

她喃喃自語的句子擱淺在腦海意識邊緣時，彷彿我的意念也擱淺在那裡？花岡一郎的切腹意象

漂浮在心靈深處，似乎我的困惑也迷惘在那裡？花岡二郎上吊喪失意識時，似乎我的困惑也懸在那棵樹上，

永恆般地靜止在那裡？如果文學與藝術是對生命存在的終極關切，花岡二人用生命書寫的故事，

意義在哪裡？如果莎士比亞的悲劇主角馬克白曾經在黑夜中，對著神秘世界敘述他的獨白，那

麼，花岡一郎二郎的獨白在哪裡，我又如何向他們獨白呢？

接觸花岡一郎、二郎的故事時，我正好三十歲，他們的事蹟讓我震撼、驚訝、迷惘，

那時候我無法瞭解，他們能夠在比我更年輕的歲月，才二十多歲的青年竟然如此浩瀚泣血地

用生命書寫他們世代的詩篇。難以置信，他們用生命書寫傳奇詩句，成為我內心深處永恆的迷惘與失落，

他們自殺的意象，使我的靈魂展開永遠漂泊的旅途與追尋。兩個受過日本教育的泰雅族人，

在一九三０年代，支撐他們的思想和人生觀是什麼？我活在一九九０年代，逃離苦悶的台北生活，

在霧社山區思索六十年前用生命寫詩的人，追問悲劇的意義，支撐我的思想和人生觀是什麼？我的獨白，竟然是一片空虛！

從希臘悲劇的故事中，悲劇敘述生命震盪的洗禮，它展現歷史與生命重疊交錯的意義。

透過悲劇震盪，逼近思想與生命發光、發亮的地方，這是潛藏在人類心靈的困惑，

從希臘人探索超越悲劇的意義，悲劇形式是超越個人生命，將意志昇華到世俗社會無法理解的層次。

我越嘗試去解讀花岡的夢，越沈淪在悲劇意識中，當我越深入思索，意識世界也越遼闊深沈，

彷彿我站在灰濛濛的荒原中，面對一望無際的永恆與失落。心靈深處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黑暗，

除非你有一個方向也許可以穿越迷霧的空虛，但是空虛依舊永恆在那裡，你無法讓空虛消失，

只有讓自己在空虛中蒸發。

睡夢中，他如多年的老友靜靜走到昏黃的桌燈前，抬起年輕的額頭無聲地問我：

「你對我有什麼看法？」。我凝視他的沈默，正如迷霧凍結的霧社歷史，面對一片霧茫茫的沈寂。

自從他死後，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似乎只是空白的名字，沒有家族願意懷念他的名字，

沒有後裔祭祀他，更沒有人願意惦記他的存在。在馬赫坡族人的眼中，他是個背棄祖靈的人，

是個叛徒，是個不被追念的人；甚至他是一個被仇視的敵人。花岡一郎有如一團迷霧般的空氣，

無聲無息地漂浮在時光隧道中。想像他的存在，他的生命歷程，他的思想，是如他自殺般，那麼輕渺飄忽嗎？

我想像他存在最後一刻，一九三０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上午九點多，花岡一郎緩緩吐完最後一口氣時，

發覺切腹的劇痛已經麻木。鬆弛後的睏卷，帶著濃濃的睡意淹沒整個心靈，

只是腦海中的記憶如海濤般地翻騰，生存本能的慾望仍不放棄地掙扎著。他，

彷彿看見自己兒時，第一天學會寫字作文的歡樂，老師的鼓勵和識字閱讀的樂趣，

打開心靈的窗戶，這是遇見新世界的驚喜。離開山區到埔里唸書，他從荷歌社番人

達基斯改名字變成日本人的花岡一郎，甚至成為第一名考上台中師範學校的番人模範生。

他，到遙遠的台中唸書，繁華的都市街道讓他興奮不已，彷彿人生充滿亮麗的希望。

學校圖書館的書像山一樣堆在眼前，他想像日文裡「海」的字眼，感覺到心靈有如被海淹沒、擺盪。

學校同學們積極展現他們的求知慾，想要吞噬所有書籍，越過知識的海洋，成為知識海洋的航行者。

花岡一郎充滿知識青年的活力，在西式教育的啟蒙中，他渴望越過層層疊疊的故鄉山巒，

奔馳向新世界的原野。這是我對花岡一郎青年生命的想像。

花岡一郎生長的年代，繼承明治維新的西化學習思潮。那是一個渴望現代，渴望文明的時代，

承襲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力量，大正時期的民主化與現代化的社會變遷，他看到機器文明的力量，

聽見台灣文化協會吶喊的聲音，這股啟蒙運動思潮引領整個台灣往新時代前進。

現代文明的力量超越部落文化風俗和禁忌，新世界的時代認同，召喚時代知識菁英往國家靠攏，

往新社會文化認同，也許，他對自己生涯感到困惑、茫然、欣喜。

我假想，花岡一郎回憶畢業典禮那天，他穿著筆挺的制服走出校門，接著出席婚禮的景象；

穿著日本官服回到部落的那天，所有快樂的記憶全部湧了上來。多年沈默的家族

可以光榮地站在族人面前，雖然自己並不想回到部落，也許他想留在繁華的都市，過現代的生活。

似乎是一種無奈，他奉派回到自己的故鄉任職警所。自從考上台中師範，成為霧社地區泰雅族人的模範生後，

他的榮耀已經蒙上命運的坎坷。日本人把他當做是馴化原住民的指標，他一步一步邁向宿命之路，

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歸鄉路。當他從台中回到埔里，越過眉溪一步步走回家時，花岡是不是這樣想呢？

他的認同如何呢？是臨終前的回憶？也許是，也許不是。這一切也許只是我的想像、我的夢罷。

衝突

事件發生時，日本記者以為花岡一郎是霧社事件的首腦，批評他忘恩負義，辜負日本人對他的提拔和栽培。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也不知什麼緣故，花岡一郎的靈位被安置台北圓山忠烈祠裡，成為國族英雄。

事件遺忘五十年後的一九八０年代，劫後餘生的馬赫坡族人受邀參加自強旅遊活動，

到了台北忠烈祠參觀時，看見花岡一郎和二郎的靈位，一群人憤怒地抗議要求撤除花岡的靈位。

後來，官方將莫那魯道等靈位放進忠烈祠，才平息這場風波。

許多年後，我和朋友阿堂聊起這段往事，提起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檔案中看見那份十幾個人的連署抗議陳情書。

手稿中記錄著這些年近六、七十歲證言者的姓名、年紀，和當時現場他們看到的情形。

清晰的筆跡不僅記載著事件當時人事時地，還流露出憤怒的語氣，指證歷歷陳述當時到處有人在找他們，

老人們的證詞：「我們要找他，要砍他的腦袋。」、「他是我們敵人，我們要殺他。」。

事件當場，確實不少族人想要殺死花岡一郎洩憤，阿堂靜靜地敘述；「那份陳情書是我在大學念政治系時寫的，

部落的老人們一定要我寫的，因此把他們的話翻譯成漢文。因為那些老人從台北回來後，

非常憤怒地找我談這件事。他們認為花岡一郎和二郎不應該擺在忠烈祠。的確，

忠烈祠裡沒有莫那魯道和他的兒子們的靈位，是老人們最生氣的地方。」

也許我們都喝醉了，忘了彼此說了哪些話，只是任憑那種沈重的思緒糾纏捆攪。

那種感覺很深沈而凝重，似乎不是「背叛」兩個字可以澄清，也不是「忠與奸」二分就可以釐清，

所有是非恩怨在那一瞬間變成荒原上的迷霧，讓每個人迷失自己和方向。當我翻閱那些文字如此敘述：

「我們要找他，砍他的頭。」，時代動盪的憤怒仇視，經歷四十年後到了一九八０年代，還那麼強烈對立；

忍不住我又陷入歷史的迷惘中。花岡二人的自殺半個世紀後，卻讓生命的意義變得那麼沈重，

人生意義的輕與重似乎不是誰能夠衡量，而是時代震盪中的抉擇與承擔，他們毅然選擇自殺，

用生命承擔時代歷史給他們的評價，這是超越悲劇的沈重抉擇。

阿堂說：「有很長一段時間，部落裡幾乎是不談往事。」，阿堂說這是沈默的時代，

我在想那是無奈的時代。凝視這一切，如牆壁上的舊照片凍結過去的記憶，沈默不語，

我在想，這是遺忘的時代。回想那張地上堆滿數十顆人頭，與日本軍警與親日部落戰士並列的慶功紀念照片，

每顆人頭的雙眼或閉或開，似乎凝視著我，凝視著空虛的世界。也許每顆人頭都陷入沈思的狀態，

如果臨死前出現沈思，它會是什麼樣的思想呢？在人生最後的盡頭，最後的關切和盼望是什麼？

當你被獵頭那一剎那，你的思緒會停在那裡？在死的那一剎那，花岡一郎的，二郎的沈思會繼續留下來？

在他們絕氣前的那瞬間，他們腦海裡浮現什麼景象呢？

記事本上我寫下：「也許沒有比沈默更傷痛，人只有透過沈默來麻痺心靈，讓自己變成一個失憶人。

沒有記憶，就沒有痛苦，身為霧社泰雅族人的花岡一郎會這樣想嗎？在他死前的思維裡，

他給自己什麼解釋呢？傳聞花岡二郎臨終前，曾經與花岡一郎談過話，他是花岡一郎生前最後的對話人，

他們會談些什麼？用日語？用賽德克語？他們如何討論？如何做出不同的抉擇？

生前最後二個小時他們在想什麼？彷彿這一切都是個謎？」

一九九五年再度拜訪唸過政治系的阿堂時，他理性地說出同情觀點：「那時候，

日本已經是國家意識很強的時代，花岡一郎瞭解國家意識和泰雅族人意識的差距。

他清楚知道族人仍停留在獵頭文化的部落意識中，他不得不在國家與族人的夾縫中的生存。

他和家族在部落裡生活，部落傳聞抗爭的消息好幾天，他不可能不知道族人要反抗的事；

但是他沒有洩密，他體諒族人的難處，沈默不語。但是身為政府的低層行政官員，

目睹日本官員為所欲為，既無能阻擋也無能排解衝突，只好任憑事情發生，他們的遺書很清楚說出他們的心聲。」

我想，花岡一郎很清楚他的抉擇和命運。如果，歷史是一種無奈而煎熬的痛苦，

人唯一能夠對抗只有悲劇能夠超越時空命運。希臘悲劇正如那個時代的抉擇與命運，

當人不停追問命運與抉擇時，終極的呈現就是悲劇。為什麼人類的文化中，會有那麼多的悲劇呢？

為什麼悲劇是用來解決人生抉擇的最終手段呢？那現實人生的悲劇，究竟有多少是真實的？

人又為什麼要不停地用悲劇，來呈現生命的抉擇呢？有如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哈姆雷特」的台詞：

「To Be or Not To Be」；痛苦的抉擇對哈姆雷特只是一場戲，花岡一郎、二郎卻用真實的生命，

來演出這場浩瀚而令人難解的戲。

阿堂說：「那是一個悲劇的時代！」

我想：「這是一個認同混雜的世代！」

花岡一郎是不是想遠離這一場無奈的戰亂呢？一九二九年剛回到部落，他是否已經感覺那種暴風雨的氣氛，

一九三０年他藉著差別待遇向上級抱怨而調職，是否他想藉此逃離馬赫坡那樣動盪的環境呢？

沈默地避開一切。有時候，人活著就是一種無奈，當你無所逃也無能逃時，才知道無奈也是命運！

沈默遠離是唯一背離命運的去路，當無從選擇，一切只有沈默等待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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